忠国爱民的御史杨爵

不负韶华2020

杨爵（1493—1549），字伯修，号斛山，富平县老庙镇笃祜村人。生于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十七岁。
杨爵以极言进谏著称。他力挽国危，救民于水火，他将生死置之度外，直谏嘉靖皇帝，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的忠国爱民凯歌，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变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往往也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耀。”杨爵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毛泽东同志在点评明史《杨爵传》时写道：“靡不有初”。他用《诗经·大雅·荡》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略写，指出了中国绝大部分封建帝王很少能始终如一励精图治的通病，点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深刻地为御史杨爵和嘉靖皇帝这一组矛盾作了公正结论，赞赏了杨爵的谏言政见。
杨爵自幼家贫，发愤自学，36岁中举，省试第三，嘉靖八年（1529）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在行人司供职期间，奉旨多次巡视湘、粤、晋、陇等地灾情，耳闻目睹了当地百姓“提筐操刀，割取路边死尸以食”的悲惨生活后，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拍案长叹，愤然提笔，向嘉靖皇帝上《固邦本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意离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势可以立待。纵使周公之礼尽行于今日，有何补救百姓之饥饿者”。他饱含眷眷爱民情、殷殷为国心的恳切谏词，得到了当时还励精图治、虚心纳谏的明世宗的采纳，千千万万的饥民在开仓赈济中得以活命。嘉靖十一年（1532）他被提为监察御史。嘉靖十九年（1540）为母守孝期满后复入朝。这时的大明王朝，政治腐败，弊端丛生，迷信风行，忠臣遭诛，贪奸当道，民饿国疲，人心危乱。但昏庸的嘉靖皇帝不思救国为民，却欲长生不老而沉迷于巫术和修仙炼丹之中，经年不视朝，由四岁太子监国。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劝谏被杖责而亡，给事中顾存仁等因谏降罪下狱。对此，杨爵悲愤交加，五内如焚，痛下决心：宁可拼着一死陈尸朝堂，也要为国救民犯龙颜直谏。他凭着一腔忠烈正气，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一气呵成《隆治道疏》，连斥“五危”（任用非人、兴作未已，朝讲不亲，信用方术，阻抑言路），痛析天下危乱之因，力陈救国为民之策，一针见血刺中朝政时弊，讲出了百官和广大人民的心里话。世宗大怒，密令锦衣卫逮其入狱刑讯，并不准供给饭食。他被打得“血肉狼籍”，昏死一夜始醒，铁链锁身，几乎死去。朝臣敬其忠烈，千方百计营救。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铉上疏营救，皆被重杖而死。他在这生死惨痛的折磨中，仍信念如铁，日夜想的还是扶国危救民苦，忍着创伤巨痛，他写成了数千言的《狱中谏书》：“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他仍然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在狱中他与周怡、刘魁讲论，还著了《周易辩说》、《中庸解》二书，又有《斛山遗稿》传世。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先被释放，抵家十日又被重逮入狱。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才最终被释放，时已系狱7年矣！嘉靖二十八年（1549）十月九日，杨爵在故里溘然长逝，年仅57岁。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一，隆庆帝奉遗诏为他平反昭雪，追赠奉仪大夫、光录寺少卿。万历二十年（1592）他又被追加谥号“忠介”。令省、府、州，县为其建祠。他与海瑞为同期铮臣，时有“北杨南海”之称。清康熙皇帝为杨爵题赠：“杨忠介公明代事，关西夫子清世称”。
杨爵祠原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民国二十五年（1936）修缮，坐北朝南，由前厅、后殿组成，面阔8.2米，进深11.1米，是一处较为典型的关中民居，2004年8月30日富平县公布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3月，富平县文物局、老庙镇和笃祜村共同筹资，依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杨爵祠堂进行了整修。
2016年，又在挖掘杨爵生平的基础上，依托杨爵祠建成杨爵廉政教育展厅，既有对杨爵诗书遗作史籍的展现，又有对杨爵廉洁为民的风骨的升华。
“南有海瑞，北有杨爵，为民救国，不计死活”，这四句话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后人对他忠国爱民精神的褒扬。在今天，我们要认真学习、大力弘扬他“大丈夫志在天下国家，不以生死为念”，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连为一体，视功名利禄淡如水，置生死祸福于度外，将国家的兴衰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热血忠魂，为国献身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为了救国救民，不畏权势，挺身而出，血谏直言，忠肝义胆，历九死而不变其节的崇高品德；学习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以权势谋私利，心系老百姓，廉洁奉公，亲民爱民的为官之道。杨爵精神犹如晨钟暮鼓，鞭策、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不息。(张小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