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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上官
文/李问圃 出富平老县城东南行三五里，有一乡名上官。据《富平地名释义》记载:汉唐以来，因上官氏家庭在此聚居而得名。为了与觅子乡的另一个上官村区别开来，便在上官之前冠以方位，彼上官为西上官，此上官便成东上官了。
出富平老县城东南行三五里，有一乡名上官。据《富平地名释义》记载:汉唐以来，因上官氏家庭在此聚居而得名。为了与觅子乡的另一个上官村区别开来，便在上官之前冠以方位，彼上官为西上官，此上官便成东上官了。
东上官新街牌坊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上官的文字，迟迟却未能下笔。今年春夏之交，文友刘德生先生盛情邀约为《上官乡情》写一篇文章，我不能辜负先生美意，便一口应承下来。谁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不是上官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知之不多，翻阅了《富平县志》及有关东上官乡的史料，内容显得零零碎碎，且不够翔实。于是，我一时兴起，便开始走访老人，搜寻资料，并骑上那辆比留学海外的外孙女还要年长的自行车，先后来到焦村、嘴头、牛村、皂角、北里、西王、余湾、范家、刘家、元良、定国寺各村堡实地考察，还拜谒了焦子静和高培支两位老先生的墓园。你还别说，这个近乎原始的办法，竟使我有了不少新的收获和发现。
最为直观的感受，是对东上官乡地理位置的全面认识。她西北临县城，属其近郊，北部和东部濒临温泉河，南部依偎石川河，正好处于荆山与浮原之间。悠久的历史与优美的自然景观浑然一体，勤劳的民众与丰腴的土地不离不弃。这种二水相拥的奇特景观，立马使人联想到传统图案中的“二龙戏珠”。这个发现使我惊喜不已。龙者，水中之天神、中华之图腾也。上官有幸拥有这样一块上天赐予的风水宝地，可谓得天独厚了。采访归来，面对一页一页密密麻麻的采访手记，面对一张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照片，我苦苦思索着应该如何下笔，而它的前提是如何给上官定位。依照经验，我知道这是写作最为艰难的时候。如果过了这一关，一切便豁然开朗了。蓦地，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成语在我的脑海中忽然一闪:人杰地灵!
自打王勃的《滕王阁序》问世，人杰地灵似乎便成为人们形容某个地方美好、神奇的不二选择。这里蕴含着两层意思:一层认为秀美山川具有灵秀之气，能够孕育出来杰出的人才;另一层则认为，凡是有杰出人物出生或活动踪迹的地方，就会更加神奇，更加令人向往。 关于人杰，《文子・上礼》中作了这样的解释:“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
在历史的长河中，上官出现的先哲前贤不可胜数，很难一一解读。但在富平乃至陕西近现代史上，有这样四位上官老人是绝对不应该被忘记的，那就是名闻遐迩的焦子静、高培支、乔澄侯和田彬臣。 先说焦子静。焦子静(1878-1945)，名冰，字子静。东上官乡焦家人。少年时随父到西安读书。天资聪颖，智能过人，勤奋好学，深得父辈及师长嘉许。清光绪十七年，尚不满13岁的焦子静即到其父负责的陕西按察使司驿传房学习吏事。想不到一个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竟改变了焦子静的人生命运。他十八岁那年一天，秦晋两省驿站交接公文时发生重大失误。陕西巡抚端方十分恼火，大发雷霆，严加追査，召驿传房能事者见。涉事人员明知此去必遭惩戒，凶多吉少，皆畏惧而不敢前往。此时，未涉此案的焦子静却挺身而出，面见端方。端方见到焦子静后勃然大怒，诘问道:“驿传房经丞为何不来，而差你这个无知孩子而来?”不料，焦子静却毫无惧色，一字一板地回答道:“抚台召能事者来见，故差我来，大人欲问何事请讲。”一番镇静自若的回答，让端方这位封疆大吏甚为惊奇，火气一下子消退大半。在接下来的质疑询间之中、焦子静冷静陈述，对答如流。不仅说期了发生失误的原委，而且提出了今后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改进方案。不卑不亢的态度，入情入理的陈述，使端方转嗔为喜，他笑着对焦子静说:“有胆有识，惜学业差矣!你每晚定来我处，与你讲学。”从此，焦子静每天晚上都去端方处学习，学业不断长进，两人建立起亲密的师生关系。后来，端方对焦子静十分器重、很快便任命他为传房经丞兼管三原驿站。
焦子静性情豪爽，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加上他和端方的特殊关系，很快便结识了进步人士井勿幕、张拜云、井岳秀、吴宝珊、李采白、常名卿、景梅九、王子端、师子敬等人。1905年，经张拜云、吴宝珊介绍，焦子静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于翌年春出席了井勿幕在三原主持召开的陕西同盟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会后，受井勿幕委托，负责陕西同盟会日常事务。他以驿传房为据点，掩护革命志士，传播革命思想，壮大革命队伍，为陕西的民主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这里用上“卓越”一词，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我想用最简洁的文字，粗线条地对焦子静这位陕西民主革命先驱所建立的丰功佳绩作一勾勒描述:
一是捐资在西安富平会馆创办健本学堂。聘王子端为校长，进步人土景梅九、李天佐、李彦仲、范紫东等为教师，一切费用皆由己出。学堂为辛亥革命培养出大批人才，尤以胡景翼、杨瑞轩等人最为出名。
二是设立革命秘密联络点“公益书局”于西安竹笆市。既通过刊印、销售进步书刊，引进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又解决了革命党人来往的吃住困难，为陕西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方便、安全、隐蔽的活动场所。这种以私人资本开设书店以服务革命，不仅在陕西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也极为罕见。
三是在西安起义成功后，作为渭北民团使兼游击司令，有力地维持了滑北诸县的社会秩序。特别在富平辛亥反正之初，鱼龙混杂、乱象丛生的形势下，带领十多名持快枪的陆军中学学生赶赴富平，极大地震慑了不法之徒，此后再未发生动乱事件，社会秩序趋于安定。并说服哥老会首领、号称“富平王”的向紫山改编为“向字营”，开赴反清前线，同清军浴血奋战，直至全军覆没。
四是在当选国民政府国会议员之后，受孙中山先生令，任西北护法招讨使，回陕策动讨袁护国斗争，并与高峻一起，在白水县首先树起陕西的护法旗帜。
五是在胡景翼将军发动的“逐陆之役”后，作为渭北民党代表，奔走斡旋于两军之间，为和谈成功做出了贡献。袁世凯的忠实走狗陆建章被迫惶惶离陕，状如丧家之犬，先生功不可没也。
六是在民国十八年，陕西遭遇大饥荒之际，先生在上海担任陕西赈灾会主席期间，向各方呼呼，筹集钱物，及时运到陕西灾民手中。其拳拳乡情、殷殷善心，天日可鉴矣。
如果说，上面这些提纲携领式的叙述为我们了解焦子静先生的丰功伟绩提供了大致的轮廓和脉络，那么，接下来我将要把镜头推得再近点，通过一些尘封多年、鲜为人知的旧事轶闻，揭示出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英杰的人品魅力和精神世界。这正如认识一棵古木奇树，不仅要观看树身和枝干，还需要静下心来，慢慢欣赏那绿的叶片、烂漫的花朵，并且享受那沁人心脾的异香。
我试图通过以下几件陈年旧事，对焦子静先生的人品性格作以解读:
第一件事是捐款抗日。抗战期间，蒋介石命西北行营主任程潜到先生处慰问并要求出山，赠送5000银元。他称其因病不能参加抗战，内心有愧，坚辞不受。后在程潜的再三劝说下，勉强收下，随即将所送之钱全部捐献于前方抗日将士，聊表心意。
第二件事是誓不逃跑。1941年汤恩伯溃败河南，日寇眼看兵临潼关，省城西安岌岌可危。胡宗南随时准备撤退，其家属纷纷逃往兰州。在这种危急情势下，儿女们询问父亲如何应对?焦子静先生一番话语掷地有声，令人动容:“他们是吃肥了的猪惜命，咱不能跟着这些人，要留下来和大家共同抗日，决不当民族罪人!
第三件事是开兴渡口。民国时期，由于渭河阻隔，渭北诸县同西安来往交通极不方便。富平、蒲城、白水的粮食、煤炭、土产运往省城，西安的工商货物运往各县，以及人员往来，全靠位于高陵县境内渭河岸边的渭桥渡口摆渡。由于货运量大，渡河人多，往往需要等候很长时间，有时甚至发生抢渡现象。
有的不良船户则趁机敲诈勒索，过往商旅，叫苦不迭。面距桥十里许的司马窝，还有另一渡口，不知何故废弃停渡。如果将其开兴，则可大大缓解南北水路交通。于是，司马窝附近的贾家、杨家、郭家三村联合备船开渡。不料，触犯了渭桥渡口利益。开渡后不久即遭对方扣押船只，并诉讼至高陵县署，判令其停渡。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却中途夭折。某年一天，时任省驿传房经丞的焦子静先生，乘坐轿车由西安回富平探亲，正好来到司马窝，知道了这件事。他认为沟通渭水南北、便利过往商旅实乃善举，确有重开司马窝渡口的必要，便邀请三村头面人物商议开渡事宜。大家喜出望外之余，但却提出两大难题:一个是县上判令停渡，审批手续难;另一个是没有资金，购置船只难。先生听后微微一笑，说:款项由我筹措，手续由我经办，你们不必操心。果然说到做到，不久遂签请上级批准，准许开渡，并颁布告发证件令其迅速投入营运。资金到位后，一次就购置了两条大船，正式开渡，生意十分红火。船户们心中过意不去，便以渡口名义向先生这位大恩人赠送重金表示酬谢，并提出每年都要定期分红。先生坚辞不受并正色说道:我之所以支持开渡，完全为的是南北交通便利和解决当地百姓生产生活困难，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请诸位今后再不要提酬金和分红之事。
第四件事是焚烧债契。由于先生长期奔走于秦、沪、滇、京各地，从事革命活动，无法操持祖业，遂请表弟经管家务。谁知这个表弟利欲熏心，管事多年，竟然向七十多户贫困农民投放“高利贷”，以“驴打滚”计息，致使贷者负债累累，无力偿还。1940年，先生回到陕西养病，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当面把表弟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并告知有关人员准备类烧债契。当年秋冬之交的一天，他回到老家，把所有的欠债户请来饮宴。宴席间，先生当众宣布以往所欠债的本息一律作废，随即由账房先生一一唱名，当面焚毁了所有的契约。在態熊燃烧的火堆上，一只只蝴蝶轻盈地随风飞舞，不少债户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事后，债户们自发联名，并意请冯玉祥将军题写了“冯獾高风”四个大字，制成大匾往送其家，此事一时间传为美谈。
第五件事是不言功劳。于右任主持编纂《西北革命史稿》时，曾委派人数次面见先生，要求提供有关史料。先生一句话“没有什么可谈的”，让来人吃了“闭门羹”。无奈之下，来人只好找到先生的儿子天佑、天恩，叫他们劝劝父亲，能够提供亲历的史料，不要留下缺憾，兄弟俩见到父亲，恳求能为此书供稿。谁知父亲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是国家民族的罪人，还有什么功劳可谈?”这句话，说得儿子们面面相觑，一时摸不着头脑。接下来，父亲告诉儿子，革命的目的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老百姓要过上幸福日子。可事与愿违，至今国家和民族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却束手无策，这不是民族罪人又是什么?往事不堪回首，奋斗一生，失败一生，人民生活反比过去痛苦，我无颜自夸，内心有愧啊!所以想来想去，还是不谈为好。停顿了一下之后，先生的语气明显加强，变得肯定而充满自信，他对儿子们说，但是有一点你们应该记住，我在人格上没有污点，你们可以在人面前挺胸走路，不至于因为我而抬不起头。这就是我给你们遗留的东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威不能屈，你们要保持下去。行文至此，我的内心油然升腾起一种感动与尊崇、痛惜与敬仰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一位爱国忧民、经文纬武、铁骨柔肠的民国老人忽然间似乎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父亲在我童年时告诉的关于老人的轶闻趣事，又想起了祖父李全义去世后，老人以带病之躯，和郭锦屏、马亚时诸先生一起前往淡村禾嘉原参加葬礼，悼念辛亥革命故交的感人情怀，还想起了父亲每每提及老人时一脸的庄严和敬重......
写上官，高培支又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山峰。 高培支，字树基，富平东上官乡焦村人。生于1881年，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朝代，1960年1月病逝于西安，享年79岁。
高培支先生是易俗社的主要创始人、莫基人、领军人之一。他和李桐轩、孙仁玉、范紫东等人一起，确定以“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易俗社宗旨。响亮地提出了“时间无停止，革命无停止，社会无停止，易俗无停止”的主张。他从1919年起、四次出任社长，是任期最长、贡献最大的易俗社社长。民国时期，易俗社经历无数坎坷劫难，几度濒临绝境。先生总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掌舵易俗社这艘大船，平安渡过无数激流险滩，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加上日本飞机时不时飞抵西安上空狂轰滥炸，易俗社无法正常排练、演出，便采取了白天疏散、晚上演出的办法应对。学员和老师们在高培支先生带领下，自带干粮，每天清晨徒步行走15华里，来到西安东南郊区的观音庙村集合，排戏、练功、上文化课。壕堑就是教室，砖块就是凳子。他讲起文化课来，依然神采飞扬、津津有味。黄昏之前，他们又得赶回剧社正常演戏。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先生此时已是六旬老人，却能身先士卒，每天和年轻人一样跑来跑去，乐此不疲，实在今人敬佩。
1937年，易俗社应宋哲元将军电邀，6月6日抵达北平抗日前线，慰问29路军，演出了《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爱国剧目，极大地鼓舞了前方抗日将士。1938年，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在易俗社剧场宣传抗日救亡，受到易俗社的热情接待。高培支不仅派人跑前跑后，为“西战团”安排食宿，解决演出中的困难，还慷慨赠送戏装、道具和乐器。从此，陕、甘、宁边区拥有了一套生、丑、净、旦、末行当齐全的戏刚行头。先生爱国救亡之心，天日可鉴矣。
高培支先生虽为一社之长，却从不滥用駅权、谋取私利。一生布衣粗食，淡泊节俭，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多年来，坚持和学生们同在食堂吃一样的饭，从不搞特殊化。他的办公场所极其简陋，仅有一桌一椅一张硬板木床而已。办公用纸，总是用了正面用背面。他完全有权批赠戏票，却从不允许自己的家属和亲朋好友看“白戏”。他当社长多年，却从不领薪金，而靠在学校兼职当教师养活一家老小。有一次，民政厅长张某告诉先生、某县缺一县知事、你对这个县情况熟悉，想委派你出任知事，不知意下如何?高培支朗声回答:我一怕军人，二怕土匪，当不了官，还请另选高明。在座的客人面面相觑，很是奇怪。一位姓南的朋友心直口快，竟当面责问他:这等好事，别人求之不得、你为何推辞不干?先生回答:“我若当上县长，右手向老百姓要钱要粮，左手交给杠枪的军队，良心上过不去啊!”还有一次，邵力子到陕西任省主席时，先生前往拜访叙旧。邵力子询问他最近干什么事情?他回答:教书。又问他忙不忙?他回答“忙得很!”后来闻听此事的很多人都笑或埋怨先生因“书生意气”、“思想固执”而“而错失良机”。说和省主席有如此交谊，如果回答“在家赋闲”，一定可以得到提拔重用。谁知这位“五柳先生”不但毫无悔意，反而于再次见到邵力子时，竟直截了当把话说绝。他说:“科长、秘书干不了，科员以下不想干，县长、税官别说还要铺保，就是聘请，我也不想干!当个教书先生挺好的，如果能够及时领到钟点费，我就十分感激了。”说完这一番话，即起身告辞，满座宾客甚为惊奇，邵力子也十分感动，亲自送先生走出客厅。
反观时下那些提着“钱袋子”四处奔走，以求升迁的官人，以及个别削尖了脑袋攫利图名，甚至不惜把别人的作品窃为己有，加以包装，冠以大名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文人，不禁感慨万端，有恍若隔世之感。相比之下，先生犹如傲雪挺立的青松，或是临风摇曳的翠竹，显得何等的高尚与正直。而这正是中国人所崇尚的风骨和气节啊!
在繁忙社务之余，高培支先生笔耕不辍，编写了大量剧本。其中本戏25、折戏29，共计54出。这个数字，对于专业编剧而言，已属硕果累累，而对于集社长、编剧和教书先生于一身的先生而言，真是令人惊叹不已了。这些剧目，有的讴歌了文天祥、海瑞、史可法、林则徐等民族英雄，鼓舞抗日军民爱国救亡;有的通过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抨击封建礼教，宣传婚姻自主;有的则贴近现实，针砭时弊，对民国时期泛滥一时的嫖、赌、毒等不良社会现象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笞，以净化社会风气，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纨绔镜》和鲁迅先生1924年来陕讲课时看过的《人月圆》两剧，在西安、汉口等地演出后轰动一时，社会效果极佳。出现了父携子、妻伴夫到易俗社感谢的动人场面。《夺锦楼》等一批剧目久演不衰、好评如潮，成为先生的代表作。鲁迅先生为易俗社题写的匾额“古调独弹”，其中一定蕴含着对高先生等一批仁人志士的褒扬与敬重啊。
1950年，高培支先生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作为西安市的代表，赴京参加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有幸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这是他平生最为荣耀、最为自豪的大事，也是他一生最为幸福的时刻。毛主席接见代表、并同大家一一握手时，听说高培支来自西安易俗社，顿时兴趣盎然，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特别多说了几句话。
毛泽东问:老人家，你从哪里来?
高培支答:陕西易俗社。
毛泽东又问:你们是唱戏的?
高培支答道:是。
洋东说:你们有长久的历史。
高培支说:主席明鉴。
毛泽东再问:你会唱戏吧?
高培支回答:不会叫，只会编。
毛泽东笑着大声说:好哇!
这一番亲切而简短的对话，成为高培支先生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回到西安，他一遍又一遍向大家叙述自己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感人场面，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交谈的原话，做到了一字不漏、一字不差。他对同仁们说:“毛主席知道有个易俗社，就是对创办的同志们的极大安慰。”他还在自传中写道:“有此殊荣，也应写入自传，以为永久纪念。”其欣喜荣幸之情，溢于言表。我之所以将此事详加叙述，也是基于先生这种发乎肺腑的心情，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世人以无限的敬仰，赞美莎士比亚、契诃夫、莫里哀、易卜生等戏剧大师，说他们如何的文采绚烂，光芒万丈;世人又以无比的羡慕，描绘英国皇家大剧院、莫斯科大剧院如何金壁辉煌，华贵壮美。这些赞美和羡慕当然没有什么错。但我以为，作为秦腔故乡的人，应该知道:易俗社是足以与英国皇家大剧院、莫斯科大剧院齐名的国际大剧院，高培支正是从富平，从东上官走出去的戏剧大师。易俗社，正是高培支等一批前贤先哲为我们“夺”得的一座“锦楼”啊！
乔澄候，名集瀛，东上官乡大牛村人。1889年出生，1974年于西安病逝，享年76岁。
我在孩提时期，就从父亲口中频频听到这位先生的大名，知道他不是一般人物，身上发生过好多好多的故事。可是由于年纪太小，竟没有留下一点印象，甚至连“乔澄候”三个字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写。
现在，真正提起笔来，要为乔澄候先生写点文字以表缅怀纪念之时，方才体会到文史资料的珍贵和资料匮乏的缺憾。尽管如此，我想方设法地搜寻到了一些资料，甚至骑上自行车，三番五次地到大牛村走访了解，希望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或者那怕是支离破碎的痕迹。
少年时期，乔澄侯先生拜关中大学问家、著名诗人李采白为师，在其门下读私塾。由于先生幼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表现出和一般学生大不相同的才能和气质，深受老师赏识和器重。后在西安陕西省第一中学读书，并于191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北大学政法系读书。上学期间，曾在西北大学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演讲。由于先生思想进步，大学时就报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战同盟会。校方发现后，以违反“在校学生不得参与政治”的规定为由，强行将他开除学籍。之后，他回到母校省立一中，开始教书。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人生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1927年，杨虎城将军主政陕西时，在咸阳举办了一期政治人员训练班，即专门培训各县县长的速成班，以解决当时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乔澄侯作为一位怀有远大抱负、正值青春年华的有志青年，便抓紧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赶赴咸阳。为了防止暴露在西北大学被校方开除一事，乔澄候灵机一动，借用别人的名字报名。在经过考核面试之后，即被录取。结业后相继出任乾县和淳化县县长，颇受杨虎城器重。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辞职归田，回到家乡东上官。相继担任富平县参议员、富平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富平县迤山中学校长等职务，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办了不少的实事、好事。可惜由于年代湮没、事老人嫩，能找到的资料少而又少，能知情的老人先后谢世，无法一一解读，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和痛惜。
稍感欣慰的是，这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白下，对乔澄侯先生的处事为人，还是有了一些认识。闭上眼晴，这些零零碎碎印象，忽然间由杂乱无章变得条理分明，由模不清变得豁然开朗。于是，我赶紧提起笔来，趁印象最清晰之时把对乔澄侯先生的感觉记述于后:
一是勤政爱民。乔澄侯先生出任乾县、淳化两县县长时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曾为当地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卸任后淳化县父老乡亲曾专程来到大牛村其家中，送来一块大匾，上书“勤政爱民”四个大字。二是乐善好施。凡乡邻朋友生活上遇到困难，他都能予以关心帮助，有求必应，在地方上声望颇佳。修筑泾惠渠时，他慷慨解囊捐资襄助。他还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营救过不少革命人士和进步青年。
四是诗文精妙。作为关中名儒李采白的得意门生，先生熟读诗书，尤其擅长古文。其国学底蕴十分了得，在民国时期的富平，堪称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了对先生之文笔有进一步了解，故将李约之主编《蒲城县志稿、文艺志上卷》所载乔澄侯为他的老师李采白诗集《望三堂七绝钞存》一书所写的序文抄录如后，供读者欣赏:
先生之于诗，天性也。诗纪之编，全唐之帙，少而济览，长而钻研，顾常喜读而不肯轻为。兴之所至，偶一寄怀，旋以不惬置之。弱冠后・窥经寻义，通夜不眠，目眚频发，时时以苦吟为戒。迨阅历世变，激发壮怀，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茶余梦觉，郁积久而不能不有所流露也!谈经之暇，录其旧作，得数百篇，就中七绝百数十章，尤觉音节清婉，寄托遥深。益非于情者不能也。
全篇序文一百数十个字，文字简约而意义深邃，辞藻清丽而感情浓郁，其对师之尊，对长之敬，对诗之评，对文之论，莫不发乎肺腑，令人折服钦敬之至。先生之人品文品，尽在其中矣!
五是尊敬师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古人的训示。说乔澄侯与老师李采白之间“情同父子”绝非虚言。请看以下事实:
1927年，由于李采白在天津借款购买《四库备要》十三部，与民国旧军队中一名姓马的师长发生经济纠纷。该马屡屡派人持枪上门逼债，上演了一出“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连续剧，致使李家破产。在此悲愤而又无奈、痛苦夹杂凄楚的境况下，李采白先生首先想到的便是自己的门生——乔澄侯。这位名震三秦的大儒，含泪向自己的学生写下两首五言诗以倾吐心声:破产示乔生澄侯
一
我昔访牛村，怅望荆山绿。
南湖采白萍，三年为教读。
忽忽廿四春，变化风云速。
为善竟破产，图书高盈屋。
备要十三部，九州唯我独。
矜矜虽自豪，不敌千钟谷。
二
积善在犹子，犹子追前修。
及门垂五载，观书迈长流。
奇文或不掩，惊喜复吹求。
日学贵践履，践履德之由。
博野颜习斋，积学训生徒。
切切规两字，遥遥望千秋。
由于郁郁郁寡欢、身心交瘁，1945年农历正月元宵节刚过、李采白先生就病倒了。去世前两日，学生线润民来蒲城看望后，随即返回富平邀集同窗学友商议丧葬事宜。李采白先生去世后，全由十几名学生出资，砖箍墓庭，油漆棺木，赋诗题联，焚香叩首，失声痛哭于灵堂、列队扶柩于墓园，丧事办得既风光又不失文化内涵。一段尊敬师长的佳话，也由此传遍了蒲富两县。而这次特殊葬礼的主办人不是别人，正是乔澄候。
六是嗜书如命。嗜书如命，是文化人的通病。前些年去蒲城，专程拜访了李采白先生之子李成谋，并同其孙李坤明成为文友，互有往来。印象最深的是，李家书多。李成谋老人的床铺上，竟层层叠叠堆满各种各样的书。高约二尺，外面仅能容得人仰卧。老人和我初次谋面，竟慷慨赠书一册，令我既感动，又意外，成为终生难以忘怀记忆。不由想起一副对联:
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由此，我又联想到乔澄侯爱书、一定和李采白先生脱离不了关系。他和李成谋一样，同样继承了李采白先生这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生，不亦子;子不亦生乎?
听牛村乡邻说，乔家书多。听乔家后裔说，家中的确书多。但是，谁也说不清楚乔家到底有多少书?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乔家书多在陕西是出了名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陕西省图书馆曾慕名前来商议购买事宣。终因先生嗜书如命、不愿出售而作罢。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么多的珍贵图书，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们付之一炬。其中有不少属绝版书、孤本书、缮本书。听乡邻介绍，这些书从乔家用架子车一车一车拉出来，拉到指定地点烧毁，只拉拉不完，没有人能说清拉了多少车。我想，当看到这些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典籍，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变成只只灰尘蝴蝶在凛冽的寒风中舞动旋转的时候，正直的人们心中一定在流泪，而乔澄候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他的心中一定在流血啊。
忽然想起了田彬臣。 田彬臣(1870-1928)，名焕文，东上官乡嘴头村人。少年时读书于朱廷桢先生门下、后经人介绍赴西安，在陕西藩司衙门学吏。其人品端正，思想进步，为人严谨诚厚，经济管理，尤其对财务账项十分精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
田彬臣在省城与焦子静有业务联系，且同为上官乡友，来往密切，遂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焦子静的革命思想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他。从此倾向革命，协助焦子静创办了“健本学堂”。在这所辛亥革命优秀人才的摇篮里，先生认识了富平县所有旅省学生，特别对身材魁伟、学业优秀、气宇不凡的胡景翼非常器重，常常和他谈心，对其关爱有加。尽管田长胡22岁，胡亦视其为师长，属“忘年”之交，但二人却相约以“老哥”、“老弟”称之，足见证其亲密程度，亦成就了一段情深义重的佳话。
辛亥革命后、田彬臣以母亲年事已高、子女年幼、家中有困难为由，遂告别焦子静，辞职归田。在逐陆倒陈的过程中，反动军阀一直视焦子静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驱陈斗争中，陈树藩命令搜焦子静，到处风声紧急。焦子静在十分危急、走投无路的情势下、想起了田彬臣。于是潜回富平东上官、到嘴头田家躲避。田彬臣冒着身家性命风险，欣然接纳。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在田家藏匿达四十多天，嘴头村乡邻和田家亲戚竟无人知晓，保证了焦子静的绝对安全。田彬臣先生的诚厚、果敢、仗义、严谨，由此可见矣。
1920年，胡景翼将军任靖国军总指挥、驻扎三原，辖渭北八县。由于财政管理乏人，致使收支紊乱，运转不畅，用度艰难。为此，胡将军亲临田家，诚邀先生出山，赴三原执掌靖国军财政大权。彬臣欣然从命，不久，便筹划成立了“陕西靖国军渭北财政管理处”。革旧弊以立新规，转台柜而为流通。没有多长时间，便将靖国军财政管理得并井有条。人们不由得对这位“财政部长”刮目相看。更深得胡景翼将军敬重，常以纯正的富平方言称呼先生为“彬臣老哥”，其亲切爱之情，溢于言表。
胡景翼主政河南后，田彬臣因家事再次回归家乡。为解决嘴头村少年儿童上学困难，特向胡景翼致函，请求资助。不久，将军汇款300大洋作为建校费用。从此，嘴头学校建起了一座宽敞、明亮的大教室。这既成为了胡景翼将军重视教育、造福后代的历史见证，也寄托着田彬臣先生情系桑梓、热心公益的家乡情怀。
自从先生离开靖国军，胡景翼将军多次来到嘴头村田家探望，并挥毫为田彬臣书写对联一副:
云龙远飞驾，天马自行空。
人生是一本书、世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本不同的书，绝不可能互相重复。只要生命在延续，这本书就要一页一页地由自己写下去、一直写到生命的尽头。好人的一生是一本好书。杰出人物的一生是一本很好很好的书。焦子静、高培支、乔澄候、田彬臣等一批仁人志士，就是东上官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就是一本又一本很好很好的书。掀开它，一般正气、一缕馨香扑面而来。尽管纸张已经泛黄、内文残缺不全、可折射出来的却是时代的光芒，却是人性的光辉，却是生命的光彩啊! 上官地灵 三寨水库风光 地灵，一个地方神奇、美好、灵秀之谓也。如果坐上直升飞机，从老县城出发飞往东南方向、一分钟即可进入其境。上官的地形地貌与自然风光尽收眼底；南面荆山、北临浮原、右襟石川，左依温泉，沃野千顷郁郁葱题，二河交汇波光粼粼。可谓有山，有水，有台原，有平川，有沟，有滩涂，六种天工钟毓列此地。你在惊叹造物主鬼斧神工般的神奇绝妙之时，一定会被上官龙盘虎踞的形胜所倾倒，并发出由衷的赞叹:上官之美，美在自然;上官之美，美在文化:上官之美，美在古迹。不惟富平，即使在渭北诸县，亦难如此佳境也! 东上官境内部分郑国渠遗址 让我们从郑国渠说起。
据《富平县志》记载，早在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韩国水利家郑国谏修郑国渠，引泾河水绕断原逆石川河北上入本县，至姚村附近，横断石川河，顺北原脚下与桐树沟相通人温泉河，不远分流向东南出境入落河。
这一段简短的文字，具有丰富而珍贵的史料价值，把郑国渠的开凿年代、历史背景、起止地点、基本走向交代得清清楚楚。 让我们再一次沿着历史的隧道，去温习那个已经讲述了两千多年的郑国渠的故事：
战国末期，秦国一天天强盛起来，对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遏制和延缓秦国东进，韩桓惠王指派一位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来到秦国，游说秦王兴修水利。其目的在于分散秦王的注意力，大量消耗秦国国力，使秦国无力东伐，从而达到保全韩国的目的。
郑国到达咸阳之后，并没有急着向秦王献计献策，而是装扮成一名百姓，踏遍关中的山川河流，进行实地勘察分析，拿出了一个西引泾水、东注洛河的渠道开凿方案。渠道全长数百里，流经礼泉、泾阳、三原，富平、临潼、渭南、蒲城六县，可灌溉数百万亩农田。后来，秦王很高兴地采纳了郑国的建议，果然中了“疲秦之计”。征用了大量民工，投入了巨额财力，并决定委派郑国主持开渠。郑国也不推辞，全身心地投入到开渠引水的浩大工程之中。
可是，正当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秦王忽然接到一封告密信，说郑国是韩国派来的间谍。他献计修渠，根本不是为秦国谋求利益，而是为了分散和消耗秦国国力。接到举报后，秦王君臣十分惊愕，于是赶忙召见郑国以便问个究竟。不料，前来面见秦王的郑国面无惧色，十分镇定，并且毫不隐瞒自己的身份和观点。他平静地回答道:“不错，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间谍建议修渠的，作为韩国臣民，我为自己的国君效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接下来话锋忽然一转，“不过，这个疲秦之计，只不过是韩王的一厢情愿罢了，顶多可以延长韩国几年寿命而已。而对秦国而言，此渠可以造福万代，是一项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啊!”最后，郑国诚恳地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当然知道，时间一长疲秦之计必然会暴露的，我将面临粉身碎骨的危险。我之所以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披星戴月，为修凿大渠而尽心尽力，正是不忍心舍弃我所认定的这项崇高事业。若非为此，开工之后，恐怕陛下即使悬赏十万，也无从找到郑国的下落了。我的话说完了，请大王治罪吧。”一番话入情入理，掷地有声，秦王被郑国深深地打动了。不但没有杀他，而且继续委以重任，让他全面主持修渠。历经十个寒署，大渠终于修成。渠成之后，引来泾河水浇灌了关中北部四万多顷土地，不仅使干旱的渭北高原不毛之地变成了肥沃的水浇田，还把大片大片的盐碱荒滩改造为稼禾丰美的良田，真是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有一个间题，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那就是，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郑国如何成功穿越冶峪河、清峪河、浊峪河和我们富平的石川河、温泉河的?尤其是石川河，洪水凶猛，谷深崖陡，河床变化无常，更是一道十分棘手的难题。一不可能渠河作十字状平面相交;二没有近现代设置闸门、高架渡槽、虹吸管道先进技术;三不可能依河势引流。那么，郑国到底想出了什么高招，使河渠各行其道、各畅其流、合而安然、分而自然呢?
郑国不愧是郑国。在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局限下，他竟然想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好办法一一“横断”工程技术。横，指渠水通过河道的方向;断，为拦截河流以保证渠水顺利通过。也就是说，对郑国渠所有需要跨越的河流，都要选取合适的地方修筑拦河坝，以抬高水位。这样，既可接济渠水流量，又可通过溢洪道保证河水的正常通过。真是令人惊叹不已的大智慧、大手笔啊!
我来到荆山最东端的断原，步行考察了郑国渠遗址。富平是郑国渠受益地区的中心，上官则是县内受益面积最大的灌区。其大致路线为由断原转变北折，沿石川河南岸逆河而上，至王旦村东，经拦河坝跨越石川河直达大牛村，又经西沟、小牛、皂角、张刘、常家、惠家、秦村、唐村、庙口村、桐树沟东流，再通过温泉河，一直向东南方向直至出境，长约二三十华里。令人惊讶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在牛村到庙口村一线，仍然能够时不时看到郑国渠遗址那恢宏壮观的踪迹。渠宽约20米，深约2米，沿石川河北岸，迤逦东去。郑国渠工程浩大，历时十载，意义非凡，影响深远，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史上伟大的奇迹，而且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行走在先人创造奇迹的地方，观看古代前贤留下的大渠遗址，但见荒草丛生，枯叶飘零，不由使人喟叹不已，感慨顿生。
历史上的事情，有时就是这么玄妙。韩国派出郑国去当间谍，却为秦国拱手送去一位水利专家。“疲秦计”变成了“强秦策”，反倒使敌国国力大増，最终统一六国的大业。颇具戏剧性的是，郑国渠工程竣工之日，正是秦始皇起用大将军王翦，发动统一中国全面战争之时，而韩国则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个被消灭的国家。
忽然想起了于右任赠蒋经国的一副对联: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郑国和秦王，虽然身份不同、地位悬殊、性格迥异、但在兴修水利、造福后世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正因为他们初始计的都是“天下利”，所以最终留下的则是“万世名”了。
我钦佩郑国为科学和事业献身的精神。没有他的呕心沥血，艰难跋涉，就不会有郑国渠。以郑国为渠道命名，表达了人民世世代代的崇敬与纪念。
我钦佩秦王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的宽广襟怀。没有他的雄才大略和从善如流，同样不会有郑国渠。
我更敬仰历经严暑、辛勤劳动、抛洒血汗、倾注心力的万千黎庶。郑国渠的建成，无疑为他们竖起一座彪炳千秋的纪念碑。人民啊人民，创造世界的是你们，创造历史的是你们，创造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还是你们。任凭光阴流逝、沧桑变化、政权更迭、人事沉浮，但人民永存，人民渴望美好生活的梦想永存!
京昆高速东上官石川河余湾大桥 如果说，郑国渠曾经给这块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滋润和丰腴，那么，下面讲述的定国寺，它给上官带来的却是圣洁与庄严。《富平县志》载，定国寺在今东上官乡东北。宋初建，金正隆间铸造铁佛像(头、手、足为铜质)一尊，“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大凡一座寺院，一旦名字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便增添了庄严与神圣。我对这座始建于宋而兴盛于金的寺院很早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的是，除了《富平县志》上的这段简短文字外，找不到任何其它文字资料。问了不少从事文史的老同志，也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甚至连定国寺其准确位置到底在上官乡“东北”什么地方，不仅史志上没有详细记载，就连上官乡党也知之者甚少。
甲午年盛夏的一天下午，我以虔诚的探究心理，乘坐友人坐骑，来到定国村。走进这个位置偏僻的村庄，我大感意外。想不到繁华喧嚣的县城近郊，竟然会有这样一个清静宜人的所在，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韵味。行走村中，但见街巷两旁花草列队，烂漫似锦，弥漫着淡淡的幽香，走进农家小院，常常见到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到的竹林。粗者茶杯粗细，劲节贲张，高竿怒挺；纤者若笔管，幼篁丛生，临风摇曳。村东口有一株数百年的皂角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树身二人合抱而不拢。
为了寻觅定国寺遗址，在热情的村人引导下，出东门，绕农含，过田埂，踩荒草，径直来至温泉河的危崖之上，前无去路处。一眼看到的便是崖下河谷中一泓偌大的水面，碧波荡漾，垂柳依依，鱼游虾跃，各得其乐，常有垂钓者安坐其间。这便是三寨水库了。顺着朋友指点，我看到了温泉河对岸东北方的定国寺遗址;上载危崖，下临深谷，空间虽不宽敞、层次却显丰富，道路虽显狭窄，不失曲折迂回。寺庙依台原而筑，错落有致、变化微妙。曲径随崖势而设，凹凸有致，顺其自然。无论位置选择或是空间对比，都达到了虚实相生、浑然天成的效果。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不仅寺院毁，就连仅存于世的那一尊珍贵的铁铸造佛像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劫难。觅子乡铁佛寺铁佛我很熟悉，堪称巧夺天工。而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铸造的定国寺铁佛也一定是美仑美奂。何况，此铁佛的铸造工艺比彼铁佛要复杂得多，其手足、头脑皆为铜质，又要与铁铸造佛身浑身一体，必然有其技术难度和工艺亮点。
那些愚昧而凶狠的“造反派”，毁掉的岂止是一尊铁佛，那是在践踏中华传统文明，玷污人们心中的净土啊!
有人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造反派”头头，误以为佛像上的铜质手足、头脑是“金子”，一时贪婪欲望骤然膨胀，竟狠下毒手，将其强行拆卸劫掠回家。不料，时间不长，其家中突然出现两条毒蛇、将此人咬伤，终因毒性发作而不治身亡。
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无法考证。但我坚信:凡是与文明作对，与民众作对，与正义作对者，终将自食其果，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我静静地站立在高阜之上，凝望着业已无法看到任何遗留物的定国寺遗址，试图凭借自己的想象，还原出定国寺昔年的壮观、神秘、鼎盛和辉煌。
沿定国寺村下行至谷底，一定有一座小石桥，温泉河水由桥下淙淙流过。
如果遇到洪水暴涨，小石桥便没水底，行人只能望水兴叹。跨过小石桥，沿河道东岸弯弯曲曲的小路逆河蛇行，便置身于温泉河的峡谷之中。天在这里变得越来越窄，水在这里变得越来越绿，景在这里变得越来越幽。正当你感叹上官竟有这等洞天福地之时，蓦然驻足，却发现你已来到定国寺脚下。
抬头仰望，只见悬崖耸峙，绝壁接天，森森然令人惊惊。正惶恐间，却见一条狭窄的小道出现于行人面前，直通寺院。这里一定铺砌着由一块接一块的
石板排列组合而成的台阶，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缝隙中，一定长有青青的小草。当年那些手持香火供品的善男信女们，怀着一颗颗虔减的心，就是踏着这条石板小径拾级而上的。
当人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攀援而上，直达山门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这里有一片不小的平台。平台的边缘，一定会有青砖砌成、白灰勾缝的短墙，既可供老翁老太歇脚缓气，又可防童稚意外失足。走进山门，一眼可以看到大雄宝殿，以及两侧的耳房、左右配殿、钟鼓楼和僧人居住之所。院子正中，一定放置着一只大香炉和一尊铁铸的焚化炉。这里天天都能看见袅袅青烟，闻到浓浓檀香。
驻足观望，你尽可以慢慢欣赏宋金时期古代建筑的艺术风格。或飞檐斗拱或钩心斗角，或参差掩映，或高低错落。当你缓步走进大雄殿，在诚惶诚恐的心境下抬起头来，目光慢慢向上攀升，猛然间发觉慈眉善目的大铁佛，正站在莲花宝座之上微微俯首，似侧耳倾听，又似耐心叮嘱。啊，大铁佛目如秋水，眉若弯月，丰额唇，垂耳及肩，法相庄严而慈祥。他看到过人世间太多的纷争，默默无语;他看到过人世间太多的苦难，默然无语;甚至在自己粉身碎骨之时，还是默然无语。这是在对世人劝导，还是对世人警示?是在对世人悲悯，还是对世人启迪?
我惊吸先人的眼力，能找到这么幽静的地方建造定国寺;我惊叹先人的智慧，能在一千年前铸造成这样精美绝伦的铁佛:我惊叹先人的勤劳，能在这样地域偏僻、交通不便、险阻重重的悬崖绝壁处拓开一方远离尘俗的净土。
站在温泉河畔，耳旁啁啾的鸟鸣似乎幻化为悠扬的钟声，眼前似乎重现了当年大片大片的芦苇。当雾霭涌来，万千芦苇便隐藏在白茫茫的帷帐之下，不知其何方水面，何方芦苇;当风雨袭来，万千芦苇枝叶舞动，俯仰起伏，犹如万千根骤然拨动的琴弦，弹奏出金属般的交响;而当太阳又重新灿烂，万千叶片上的滴滴水珠，又变成五彩闪烁的晶莹珍珠。腐朽与新生、繁荣与枯萎，都在这个生命的大舞台上交替上演。这万千芦苇，多像是万千民众啊。
想到这里，一时诗兴大发，竟忽然吟出两句:古寺远去兮，美景犹在;铁佛遭劫兮，灵气永存。
说到上官灵气，还有一处古迹不可不说，那就是石门庙。最早知道石门庙，是前些年在县政协一本文史资料上看到的。田坚初先生在《东上官石门庙详考》
一文中对石门庙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以后，又看到了刘德生老师所写的《东上官石门庙考记》两位先生都是本乡本土人，都在石门庙废后所建的学校教过书，
都是热心文史和地方公益的文化人，他们所撰写的文章也就更具真实性和权威性了。
为此，我又找来《富平县志》(樊志)，其中对石门庙的记载字:“石门庙在县东上官村，庙貌甚古，碑迹模糊，创建无考。”
石门庙在东上官，这是事实;庙貌甚古，也是事实;碑迹模糊，也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可这“创建无考”一句就说不过去了。
因为，擦拭去碑面的灰尘，展露出碑文的真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石门庙正殿西侧的碑文：
考史载，秦始皇坑儒生。扶苏陈谏触始皇怒，贬遣边戎，使监蒙恬军，驻石门关。成震匈奴，庶民安堵。后始皇崩，遗诏立冢嗣扶苏。李斯矫诏，改立胡亥，赐扶苏蒙恬死。当地人民哀之，建庙以祀。
另据天顺壬午创修石门庙碑记载:石门关上，有扶苏庙，其殿前有一“灵”，水辄清盈。明英宗天顺壬午(1462年)秋初，岁旱甚，上官村人选派善男三四人，焚香顶礼，奔赴石门关上祈雨，甘霖沛降，人心安定。
康熙十四年(1675年)又立一碑，其碑文曰:明之天顺时，曾为庙祀石门大王。其同祀者又有义胆忠肝之关帝，有功成行满之真君，有万物滋生之后土，有海方回春之药圣，有转法轮以渡迷津之白衣地藏，有即阜物以安民心之房星牛宿，貌而祀之。
这些古碑，把石门庙修建的缘起、年代、功能、规模、变迁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能说它“创建无考”呢?作为后辈晚生，我不敢苛求于前
贤。当时社会落后，举步维艰，想那白发老人，怀揣对富平的挚爱，骑上瘦驴，驮着典籍，饥餐渴饮，四处奔走，能把石门庙写出已属不易，还能再说些什么?
不过想借此机会，据实写出其来龙去脉，供后来者了解研究而已。
我一直纳闷，不知上官石门庙为何命名石门?更不知其历史渊源。碑文作了最好的回答:原来“石门大王”就是秦代大公子状苏；原来石门庙是完全照搬“石门关”上的“扶苏庙”而修建于上官的；原来上官修建石门庙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祭神祈雨:原来石门庙的创建年代是明天顺壬午年间。为了进一考证石门关扶苏庙的历史渊源，我又査找了有关史志。看到《关中陵墓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扶苏庙在三水县(即今旬邑县)石门山，相传扶苏殁于此，故立庙祀之”。这反映出老百姓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爱戴与怀念。令人同情的扶苏，虽然成为当权者争权夺利的政治牺牲品，甚至死后连一个确切的陵墓都没有。但他却活在千千万万老百姓心中，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啊。
和定国寺不一样，石门庙无天险可依，完全建造在坦荡如砥的平地之上。庙门南开、其上题额为“石门庙”。走进庙院，但见正殿雄跨高台之上，七间并列、六椽搭接，飞檐斗拱，朱门兽脊，雕梁画栋，雄伟壮观。正殿中央，塑有扶苏夫妇坐像:扶苏身着太子装，束发顶冠，蟒袍玉带，右手隐于衣袖，左手握拳附膝。其面色黑赤，为刚正勇毅之相。夫人后宫装束，发髻高绾，双手拱胸，其容貌绮丽而端庄恭谨。塑有两位将军像，相向侍立，形象威武，凛凛然不可侵犯。时人多言其东为蒙恬，西乃李信。是与不是，已成历史谜团、恐怕只有当年的塑像大师才能说得清楚了。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扶苏夫妇无疑是石门庙的主神。除此而外，这里还修建有真武庙、关帝庙、药王庙、送子娘娘庙、地藏王庙、牛王庙、马王庙等诸多小。除祈神求雨外，不定期可以满足芸芸众生的更多、更具体、更现实的祈祷愿望。或消灾纳福，或祈求子嗣，或保佑六畜兴旺，或赐予健康平安。至于求雨灵验一说，不惟碑文有记载，百姓中间至今代代相传。前几天去嘴头，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说到石门庙祈雨一事，连连说道:灵应得很!灵应得很!多少年了，求一回，下一回。
前几天，去河南游了一回函谷关。一张民国时期业已泛黄的函谷关老照片引起我的兴趣。我看到高大巍峨的函谷关城楼，不知怎么的就联想到了石门庙，如此华夏名关，其城楼只有五开间，和上官石门庙正殿相比尚差两间、可见石门庙当年的风光决非等闲，感慨之情油然而生:考诸石门庙大殿，七间比肩，气势不凡，此不可不谓之曰宽阔:六椽接续，飞檐翘角，此不可不谓之曰恢宏;雕梁画栋，金壁辉煌，此不可不谓之曰壮丽;殿居高，拾级而上，此不可不谓之曰雄伟;祈神求雨、动辄应验，由乡民口口相传至今，此亦不可不谓之曰神奇。富平能与石门庙相提并论而灵气及此者，恐未多矣!
由此，我又想到应该感谢田坚初、刘德生二位先生。他们以对文化的执著和对家乡的热爱，为我们记录下这些珍贵的碑文，可谓有缘、有心的文化人了。说有缘，正是由于这些石碑正好居于他们先后任教多年的学校，或平躺于房前，或仄卧于屋后，朝夕相处，情同友朋;说有心，则在于二位先生对文物古迹的珍惜与敬畏。余曾想，假如石碑未在校园，则未必引起注意，又想，即使石碑就在眼皮子底下，偏偏遇上个“有眼不识金镶玉”的人，那也只能是视而不见，更不会费神费力，把碑文详尽地抄录下来，流传于后世了。
咸铜铁路东上官境内八里店火车站 总觉得上官这个地方非同一般。
据说，上官这个地方之所以叫做上官，是因为古代有一位复姓“上官”的官员曾经在此居住。由于他为官清正廉洁，体恤民间疾苦，老百姓对其十分崇敬爱戴，因此便以“上官村”命名斯地以作缅怀纪念。自从以此命名后，谁承想却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由古及今想要升迁的官员，皆以能到上官村一游为幸事，想沾一沾“上官”二字的吉庆和享通。灵验与否，无从考证，恐怕只有这些官员自己心知肚明了。
又据说，汉文帝刘恒出生在上官定国寺附近的温泉河畔。其母出身微，历经战乱，就是被人们称为“苦命妻子、幸福母亲”的薄太后。民间传说，这位德高望重的薄太后在战乱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逃难。怀有身孕的她，逃到温泉河畔时，突然腹痛难忍，遂于芦苇丛中产下一子。薄太后分娩时躺卧之处，至今仍有一片芦苇根部呈血红色，叶片留有齿痕。小刘恒出生后十余年间，战事频仍，民不聊生，母子只好暂住在一孔破窑洞里艰难度日。有时，饥饿难忍，乖巧懂事的小刘恒便提上罐罐外出乞讨。有一天，来到一户富裕人家。年过八旬的刘姓主人问明原委，见刘恒小小年纪，竟如此聪明、机灵、孝顺，遂起了恻隐之心，赏给他满满一罐罐饭。从此，便常常接济刘恒母子，并将刘恒认作义子。后来，汉高祖刘邦登基，派使臣凭信物玉佩找到了刘恒母子，接回京城长安。临行时、薄太后亲临其家，赏官赐爵，以报其恩。所以，后人又据此传说上官村其实来源于“赏官”一事。这又是上官得名的另外一种版本。后来，文帝即位，国臻大治、他不忘旧恩，对富平情有独钟。传旨将当年居住过的破窑洞所在处叫做“龙盘村”、将自己的诞生地命名“定国村”。
另外据说，唐穆宗时，当朝宰相牛僧儒曾于此地建造别墅，因称牛伯。以后家族繁衍，人口增多、又迁徒而另建新村，遂有了大牛村、小牛村、牛蹄窝这些以“牛”冠名的村庄，占据了上官大片土地。
传说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但传说绝对是打开尘封的历史大门的一把把钥匙。在文字记载不详或缺失的历史研究中，传说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甚至常常会取得令人惊喜的收获，这个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有一个感觉，一个地方灵与不灵，首先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传说。大传说者大灵。中传说者中灵，小传说者小灵。上官的传说，除了皇帝，便是太后，还有大唐宰相和那位上官大人。上官属于什么级别的“地灵”，还用得着我来议论吗?
改革使得东上官这个在富平历史上不算大的乡镇悄然崛起。这使我想起了岑参那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放眼望去，京昆高速出口开在上官;深陕工业建在上官;西铜城际高铁车站设在上官;温泉河景观和石川河景观拱卫上官。上官已经成为富平的“开发区”和“交通枢纽”。就连从西安方向开来的火车，从阎良跨过石川河进入县境，首先穿越的便是东上官这片坦坦荡荡、长达十五华里的原野，直到进入富平火车站。
每次乘坐火车由西安返回富平，我不但能看到车窗外上官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到社会前进的脚步，而且从飞驰的车轮与钢轨那有节奏的摩擦和撞击中，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上官上官、上官上官”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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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 08: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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