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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政府对我们的打压和孤立，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其原因也很简单。蒋介石统治时期，奉行的是极度卑躬屈膝的“亲美政策”。美国政客几乎把持了国民党政权的方方面面，美国资本家也因此从中国收割着源源不断的财富。 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立马着手在外交领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坚决彻底地清除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势力。被断了“财路”的美国人自然是歇斯底里，狺狺狂吠。再加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领域的尖锐对立，美国人就开始了疯狂而无人性的反华暴行。
“反华反共”是那一代美国政客的通用标签，没有这个标签就无法立足政界。但在美国反华政客当中，当以间谍头子出身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为嚣张跋扈。 他从意识形态、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发起了放肆地攻击，给我们的内外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但面对这么一个怙恶不悛的真小人，一向乐观豁达的毛泽东主席却略带调侃地笑谈到：“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教员”。 识人精准的毛主席，对任何人的评价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那么，毛主席为何会如此评价杜勒斯？这位“教员”又教了我们什么？
一、“蛇鼠一窝”——政客世家出身的杜勒斯天性邪恶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年2月22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一个典型无良政客家庭。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担任过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1895年，福斯特还曾被清政府聘为顾问，和李鸿章一起赴日本参与《马关条约》谈判。 他的姨父罗伯特·兰辛，曾经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1917年11月，罗伯特·兰辛曾经和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会谈，并签署了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
1907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杜勒斯，就曾经跟随外祖父一起，充当了清朝政府代表团负责法语翻译和处理礼仪事宜的秘书，出席海牙和平会议。为了参加这项活动，杜勒斯错过了考试，但这件事甚至直接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特批他秋天回国后再补考。 这对他日后选择外交生涯起重要的的作用。1908年大学毕业之后，杜勒斯拿着学校发的奖学金，到巴黎学习了一年的哲学和国际法课程，随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在这期间，他和洛克菲勒财团等许多美国大资本家，都攀上了关系，逐渐埋下了其“仇共反共”的伏笔。
1950年，杜勒斯出版了一部名为《战争还是和平》的著作。杜勒斯的反共思想，在这本逻辑颠倒，思想错乱的书籍中，暴露无遗。 他在本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敌视看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关于美国全球反共战略的构想。他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马列主义则被他污蔑为“宗教教条和教义”，而共产主义者自然就是一群“宗教的狂热信徒”。 以这套疯狂的“反共哲学”作为理论基础，杜勒斯把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视为主要威胁，把建立“全球霸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杜勒斯主张，美国要进一步强化同盟体系，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反共体系。
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渗透”。尤其在欧洲，他提出要以“外来力量”填补欧洲的“军事真空，经济真空和精神上的真空”，防止苏联“趁虚而入”。 1952年，有着浓厚“反共情结”的艾森豪威尔竞选美国总统，杜勒斯被他纳入麾下，担任外交政策发言人。协助他起草共和党政纲的对外政策部分。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之后，立刻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 艾森豪威尔将杜勒斯视为心腹爱将，对其完全信任，而杜勒斯更是“投桃报李”，坚定执行艾森豪威尔的反共政策，二人臭味相投，做尽了坏事。
1953年1月，杜勒斯在美国国会上疯狂鼓吹所谓的“解放政策”，鼓吹用肮脏的“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等手段来“解放”东欧国家，或者通过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麻痹和诱骗当地人民，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解体”，这就是邪恶的“和平演变”政策的最早表述。 杜勒斯本人甚至疯狂叫嚣道：“美国必须设法把(东欧)卫星国从俄国那里分裂出来”。 为了达到此罪恶目的，1953年杜勒斯组建了美国新闻署，直接控制反共舆论工具“美国之音”。他还要求“美国之音”，进一步加强与“自由欧洲电台”的合作，继续强化对苏联、东欧的舆论宣传攻势。
二、“怙恶不悛”——杜勒斯肆无忌惮的反华恶行 对杜勒斯而言，当时中国的“威胁”自然比不上苏联，但仍然是其重要的遏制和打击对象。他极端敌视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并多次公开声称：“绝对不与红色中国发生任何联系”。 在经济层面，他联合了一众仆从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孤立和贸易禁运。 在外交层面，杜勒斯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他还恶意操纵联合国投票，无端阻挠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军事层面，除了在日本、韩国驻军，在台湾海峡派遣舰队，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外。
1954年9月，杜勒斯还牵头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宣布“共同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其矛头直接指向社会主义中国。 在台湾问题上，1954年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签署了非法的“共同防御条约”，也都是杜勒斯一手促成的。在意识形态层面，1956年，杜勒斯曾提出“要用和平的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其实就是要对中国就行和平演变。 对此，毛主席在1959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就深刻地强调：“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1954年，我们的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当时的美国方面代表头目正是杜勒斯。但狂妄自大又粗暴无礼的杜勒斯，竟然下令，禁止美国代表团人员与中国有任何接触，连基本的问候握手都不行。 当时一位媒体记者曾就此采访杜勒斯：“国务卿先生，你在日内瓦期间，除了在会场上将和中共的周恩来讨论问题外，还有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会面安排吗”？ 杜勒斯竟然傲慢无礼地回复到“记者先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坐车和周恩来的坐车在日内瓦大街上相撞”。
所谓“超级大国”的国务卿，风度如此？大资产阶级政客的虚伪做作，暴露无遗！ 在1958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杜勒斯竟然还十分荒谬地，为自己的反共反华恶行，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要给中国以全面的外交承认是另一回事，要是这样作了，就会大大地增加它的影响和威信，从而相应地增加它为害我们的能力”。 所谓贼喊捉贼，倒打一耙，莫过于此。 甚至到了晚年，身患癌症之后，杜勒斯依然念念不忘其“反共事业”。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杜勒斯还把一本《共产党须知》推荐给艾森豪威尔。
1959年4月15日，杜勒斯因病辞去国务卿职务，向艾森豪威尔推荐了另一个反共分子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接任其职务。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病逝于华盛顿，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但杜勒斯的“反华反共事业”却没有因此绝技，而是“薪火相传”，至今不绝。这些恶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用各种阴损手段，在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攻击和污蔑。 然而，他们费尽了心机，耗费了无数的民脂民膏，最后也无力阻挡中国的强力崛起，以及“东升西降”百年变局的到来。依靠打压别人提升自己的小人行径，从来不会成功，这是历史的铁律。
三、“反面教材”——杜勒斯反华对中国人民的“教育意义” 杜勒斯之流的疯狂反共、反华行径，引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愤。我们国内也采取了各种方式，对杜勒斯的罪恶言行进行批判反驳。 对于这么一位“反华旗手”，一向蔑视困难，乐观豁达的毛泽东主席却笑着说道：“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教员”。那么，这位坏分子究竟“教”了中国人民什么？
- 教会中国人们进一步认清美帝国主义的虚伪邪恶。1953年3月的某一天，毛泽东主席在武汉东湖边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司·斯特朗。这一次，斯特朗是和他的美国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汉看望毛泽东的。
毛主席也高兴地表示，这也是自上次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毛主席十分热情地邀请朋友喝茶，众人谈笑风生。交流期间，这位黑人朋友兴致勃勃地问毛主席：“如果有机会访问美国，你最想做什么”？ 毛主席则十分风趣地回答道：“我不谈政治问题，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紧接着，毛主席又说到：“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杜波依斯则回应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
毛主席则意味深长地答复说：“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 看着众人不解的表情，毛主席又进一步解释到：“像杜勒斯这样的右翼分子对世界是有用的，因为杜勒斯坚持他的原则，有反面教材的作用。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门口待的时间越长，越能教育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诚如毛主席所言，杜勒斯这样的邪魔恶棍，在全世界作恶越多，人民就越能深刻理解帝国主义的邪恶本性，越能坚定社会主义的伟大信念。如此说来，特勒斯“教员”的身份，也是“当之无愧”。 教会中国人民深刻理解美帝的“纸老虎”本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毛主席的经典论断。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在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介绍革命经验时，又深刻地谈到：“美帝就是个纸老虎，看起来挺吓人的，其实经不住风吹雨打”。
在这一点上，杜勒斯再次充当了“反面教材”的作用。1958年9月4日，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我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禁止一切未经允许的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考虑到祖国统一大业，我们还明确提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这其实就是向美国人，表明我们巩固海疆，推动祖国统一的意志和决心。
但当天，沉不住气的美国人就慌了神。杜勒斯泼妇骂街似地叫嚣道，美国政府将将会派兵协防金门和妈祖岛。但在中国的强硬回击之下。杜勒斯很快就又向中国暗示：“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解决问题”。 对此，毛主席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杜勒斯的声明)，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及此事时，又针对杜勒斯说道：“(对于美国人)，你不打他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他感觉到痛了，他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他就不谈”。 欺软怕硬向来是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属性，杜勒斯可谓是“活教材”。
教育中国人们要时刻防备“和平演变”阴谋。1958年11月30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就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阴谋谈到：“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 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毛主席的讲话，可谓是一语中的。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掌舵者”，杜勒斯阴损毒辣的“和平演变”阴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始终居安思危的毛主席经过深入分析后还认为，特勒斯在社会主义国家搞演变阴谋，也的确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
因为任何一支革命队伍当中，都会不可避免地混入一些意志力相对薄弱的人。也会有一些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不排除存在一些腐朽变质了的坏分子。 这些人，就是杜勒斯搞各种演变的主要对象，对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才能确保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质。毛主席也是始终把防止“和平演变”，当做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来抓。 他曾不无担忧地说过：“杜勒斯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在全党全国人民的重视和努力下，帝国主义的演变阴谋始终不可能得逞。
四、结束语 美国国内的“职业反华派”，如同过江之鲤，杜勒斯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些道貌岸然的无耻政客们，跳着脚怒骂中国的最终目的，绝不是为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民主自由理念”，而是向实际执掌美国政权的寡头大资本家，讨好献媚，以谋求实际的政治经济利益。 以杜勒斯为例，通过“不懈的努力”，他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标杆式的“反华斗士”，着实在美国流氓政客当中，俘获了一大批“粉丝”，他的政治生涯也因此平步青云。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情局总部大厅，还有一座大资本家们为杜勒斯树立的雕像，以表彰他在反共领域的“丰功伟绩”。雕像上还刻着几个刺眼的大字：“他的丰功伟绩将伴随我们左右”。 但事实上，塔勒斯却是一个人品极其低略的伪君子，他在当间谍时，就创下了“外遇过百”的纪录，他甚至时常将出轨的细节，向妻子炫耀，丝毫不知廉耻为何物。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杜勒斯完美地体现着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他是最道地的标本。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面貌和经济面貌在他身上结合起来并典型化了”。
但凡事皆有两面，正如毛主席所言，“杜勒斯之流，也是我们的好教员”。他的疯狂进攻，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帝斗志。他的作恶多端、阴损狡诈，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 他的干扰破坏、造谣诬陷，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警惕性，帮助我们积累了反帝经验。总之，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是曲折中发展，波浪中前行。 在与杜勒斯之流的斗智斗勇中，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制度愈加进步完善，我们的人民群众愈加斗志昂扬，我们在全世界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在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越挫越勇，一往无前！
五、参考文献 [1] （英国）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著，李向前等译 [2]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 [3]孟庆春：《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 [4]李慎明：《毛泽东是应对西方“软实力”的大战略家——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载于《毛泽东党建思想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会议论文集》，2014年1月8日。 [5]吕瑶瑶：《评杜勒斯“剩余主权”说的实质——以琉球群岛、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为例》，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2018年6月。 [6]侯典芹：《从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看冷战时期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战略》，载于《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 [7]任晶晶：《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浓重一笔——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载于《中华魂》，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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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3 14: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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