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从迤山考到陕师大之后

不负韶华2020

1960年，我从迤山考到陕师大之后

文/杨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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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平台2019年10月16日推送了《65年前，我在立诚上中学》之后，10月23日又推送了作者从立诚到迤山中学之后的回忆，激起立诚和迤山两校许多老校友对自己中学生活的美好回忆。今天，再次推送作者离开迤山中学之后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只有奋斗，才能书写无悔的青春，让我们向每一个时代的奋斗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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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立诚中学读初中和在迤山中学读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各科的成绩都还不错，可以说是全面发展。那时候也比较喜欢写作，不仅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班里的黑板报、学校的广播稿，也主动去写，从来没有什么畏难的情绪。迤山中学毕业要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许多同学得知我选择的是化学，多少有些意外。

其实我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是水到渠成，自己一点也没有犹豫。这与我在中学六年的学习中，尤其是在迤山的那三年，受到班主任老师的影响关系很大。我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都是教化学的，我在课堂上多次被他们精彩的讲解折服。因为是班干部，平时和他们的接触也比较多，我对化学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可以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化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很多，省内比较有名的是西北大学，外省距离富平比较近的，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相对来说，兰大化学系当时的实力更强，更有名，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这是因为只有师范类院校实行公费制，由国家负担学生的伙食费，这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1960年8月，我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我们班同学考到西安的有好几个，接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大家都很兴奋。不过，我高兴的时间不长，就想到，开学后自己的衣食住行学习用品怎么办。

先说被褥，家里已经实在没有钱买新的，我想来想去，我在迤山中学上学时的被褥拆洗缝补一下，还可以用一段时间，衣服也同样可以洗洗后再穿。就是洗脸毛巾是用自己家的手工织布做的，四个边角都已经烂了，看来必须得买一条新的了，另外还有牙膏已经用完了，牙刷也磨秃了，也需要买新的，至于其他用品，只能等以后到了学校边走边看吧。

开学了，我背着小小的铺盖卷，提着简单的行李包，来到了西安。
陕师大在西安市南郊，大雁塔西边不远的地方，几个月前这里还是陕西师范学院，刚刚才和西安师范学院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

我们班有近六十名同学，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有陕南的，也有陕北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关中的，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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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大一和大二所在的陕师大北校区。学校大门朝北边的马路开着，进了大门向南便是教学楼和办公楼，男生宿舍在学校最南边，我们班男生在南9楼一层，宿舍里睡的是架子床，同学们叫它楼上楼下。

刚到西安，我对大学的学习、生活还有些不太习惯。大学和中学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别。在中学里经常是老师跟着我们，监督我们学习，大学则完全不同，课堂上老师只管按照大纲要求，讲解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其它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由学生自己安排，一切都靠自觉。有个别学生到了大学觉得一下子自由了，等到工作以后，才后悔没有学下真本事。大部分的同学在大学里不满足于课堂上获得的知识，还主动去查阅相关的图书资料，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扩展自己的视野，既从容又充实。我在经过短暂的适应之后，和在中学时一样，立即就和同学们熟悉起来，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还是像中学时一样，认真预习，专心听讲，及时复习、按时完成作业。我把时间基本都安排在学习上，业余时间搞搞内务，洗洗衣服，很少外出。也许是因为我经常在教室学习，大一开学不久，系上就把距离我们教室不远的一个教员休息室的钥匙，交给我保管。我的任务是，负责休息室的卫生和安全。这样，我每天早早的就到教学楼，先去把休息室清扫擦洗一遍，打好开水，为老师课前课后的休息做好准备。下晚自习后，等到教室要关灯锁门，再一个人悄悄地带上书去教员休息室学习。
夜深人静，整个教学楼几乎已经没有人了，休息室也非常安静，正是看书学习的好时光。我在大一大二的无数个夜晚，就是这样过来的。偶尔，我也会觉得疲倦，有些意志消沉、缺乏信心，但是一想到自己从谷张学校、立诚中学、迤山中学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又鼓起勇气，继续前进。由于我每天都比别人多学一些时间，所以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不错，不仅锻造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学习能力，遇到新的问题，能够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可谓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从来没有白费的功夫。我上大学的1960年，陕西比较干旱，连续出现了两个“百日大旱”，粮食减产严重。第二年、第三年，粮食依然持续减产，国家安排一些机关单位精简干部，甚至举家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当时，整个国家的粮食、副食、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都比较紧张，粮油肉蛋奶糖布匹等都是凭票定量供应，经常有人吃不饱肚子。虽然人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搞瓜菜代，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长时间的喝稀饭，吃不上粮食，不仅营养不良，还很容易浮肿。在我们同学当中，得浮肿病的人就不少，他们不仅脚肿，手肿，脸也会肿，最后发展到全身都肿，用手指头在胳膊上轻轻一压，就是一个深坑。因为没有力气，许多人成天躺在床上。当时，学校不仅物资供应困难，办学经费也很紧张。后来，学校决定给我们这一级学生集体放长假一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在西安，除了陕师大外，西北政法学院等好几所院校也都放了长假。1962年8月，学校一放暑假，我们这一级学生就卷起自己的铺盖卷，离开了学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富平后，我再一次深刻的体验到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生活的不易。我在九岁上小学之前，就已经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后来上学之后，在农忙时节，也会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对务农活一点也不陌生，更不畏惧，但是成年之后，长时间持续在乡间从事农业生产，这还是第一次。当时农村的情况经过大跃进和几年的自然灾害，境况大不如前，生产和生活非常艰辛，但是困难反倒激发起我的勇气，我很快就在农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年遇到的磨难虽然很多，但是我仍然干的很愉快。关于我那一年回到富平的具体情况，参见2018年10月11日 富平人《刚上了两年大学我又回到富平》，1963年8月，我如期收到学校的通知，要求我们9月1日必须按时返校报到。拿着学校的通知书，当时我心里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自己终于又可以重返校园了，担心的是自己走了以后，丢下家里的老婆孩子，他们可怎么生活啊。但是又没有办法，还得向前看。我背上铺盖卷又从庄里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为了省钱，下火车以后，我从西安火车站一直步行到大雁塔，再从大雁塔走回学校。虽然师范生的伙食实行供给制，自己吃饭不用花钱，但是穿和日常用度，依然是个问题。这一次去学校的时候，因为在农村劳动了一整年，我的裤子已经补不出来了，返校的时候，实在没有裤子穿，老伴就把她的裤子让给我，我是穿着她的裤子回到的陕师大。后来，学校每月给我2、3元的生活困难补助费，我日常生活的零用问题才得以缓解，但是仍然有接不上趟的时候。班里的杨国昌等同学看我如此困难，曾经分别私下里借钱给我，不仅缓解了我的困窘，也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支持，我永远感念他们。返校不久，学校将我们从陕师大北院，也就是原来陕西师范学院校区搬迁到南院，也就是原来西安师范学院校区，北院则给了新成立的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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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师大南院位于吴家坟，占地宽广，校园绿化很好，环境优美，特别是学校的图书馆大楼，在当时的西北地区是首屈一指的。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学校图书馆的自习室学习，下午还会和同学一起在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和树荫下看书，师大图书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之外，我实在没有钱购买书籍和文具。记得我的每一张纸片，基本都是正反两面都写完了，实在无处可写，才丢弃的。

因为没有钱买课本，上课的时候，我会非常仔细认真的记笔记，下课后赶紧及时复习。为了扩充自己的知识，也为了学的更扎实，我就勤跑系上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看完一本，马上还回去再借，图书馆和资料室给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和精神力量。

由于我们学的是师范专业，毕业后是要去当老师的，所以在学完化学专业基础课之后，还专门开设了一门中学化学教学课，大四在进行了工业见习之后，我们就开始分组教育实习，我们组被分配在西安市女子中学。

到了女中之后，我每天都要跟班听讲，其余的时间用来熟悉教材、撰写教案，等教案写好了，又开始反复练习试讲，直到正式上课。

记得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我们还在课外组织了一场化学晚会，让学生表演各种利用化学反应设计制作的节目，展现化学的神奇和奥妙。会后，许多同学都感到意犹未尽，我又专门编写油印了一本化学晚会的小册子，送给大家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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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编写油印的化学晚会的小册子

我们是1963年9月1日返校恢复学习的，9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批驳此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升级，此后一直到1964年7月，中央先后发表了九封批驳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九评”。九评发表后，各班都成立了若干个“学习九评小组”，经常组织学习，要求每个人都要写心得体会，刨析自己。

从女中结束教学实习回校不久，学校开始组织毕业教育活动，依然以“学习九评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并做小组毕业鉴定。

我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学习九评小组给我的鉴定意见，里面除了强调“能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更严格要求自己”外，还指出，通过九评的学习，“做到了到边疆、到农村、到山区去的思想准备”。

其实当时，我们是绝对地服从组织分配的，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谁想到什么地方去，或者不想到什么地方去。但是这样的思想教育，让我们更加坚定一切听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接下来的毕业宣传教育活动，主要就是学文件、听报告、组织座谈讨论了。大家个个大会发言，小会表态，人人写保证写决心，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也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难忘的大学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在上大学期间，曾经先后担任过班长、学习委员，团支部组织委员等职务，和老师、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一别五十五年，好多同学再也没有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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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毕业时全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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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作者的回忆录《八十自述》，原标题为《我的大学》，本文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