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拐卖“黑色漩涡”背后：两个“无赖记者”的徐州往事

富平头条

1983年4月12日，刚刚分配到《徐州日报》做记者的唐东梅，在办公室接到一个浓重外地口音的电话。电话拨通后，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编辑姐姐，求求你救救我”。

女子自称四川人，被人贩子拐卖到徐州铜山县某乡某村，卖给一个老男人。

她们约好，就在这个乡的邮政局门口见面。但唐东梅坐公交车两小时后，到达约定地点，却不见女孩露面。

她遭遇了什么故事？

那个消失在电话那头的无名女子，从此成为了唐东梅的永久牵挂。

5年后，报社来了一位部队复原的年轻人，叫徐宁。

还是4月的一天，徐宁来到办公室，说起他正在跟踪一起发生在徐州的特大劫持拐卖妇女罪。其犯罪人数之多、受害妇女波及地区之广，1949年后，全国罕见。

徐宁性格开朗，又加上有军方家世，和办案的刑侦人员相处甚好。他在市公安局进出自由，可以接触到办案的所有资料。

分管采访的报社副总编说，这稿子只是配合市公安局的刑侦，报纸可能不发出来。

想起了那个无名女子的唐冬梅，“斗胆”提醒徐宁，尽可能收集并复印了所有资料出来，一片都不要少。

这是一沓带血的资料。

仅1987年8月到1988年1月短短五个月，有韩端荣、张成明等43名罪犯，以铜山县伊庄乡等为窝点，与徐州40余名出租车司机串通，在徐州市火车站，将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9个省区的妇女劫持到窝点，以1800元到3600元的不等价格，贩卖到铜山、睢宁、宿县、灵壁县一带。

被拐卖女性多达101人，其中11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

只有13岁。

面对这种禽兽作为，两位年轻记者，被深深震惊了。

彼时的他们，徐宁二十五六岁，唐冬梅刚刚过30。唐东梅说，这是一颗重磅炸弹，报道出去后，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冲击波，可能伤及他们自身。做，还是不做？

徐宁的回答是：

怕什么？做！

二人决定采用纪实报告文学的形式，从社会背景到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挖掘和解析，为什么这一特大恶性案件，就发生在徐州。

唐冬梅回忆说，她总共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是泪水伴随着笔墨，写出了这篇二万六千字的爆炸性文章：

《黑色漩涡》。

写完文章后，她仿佛从地狱里返回，待到神志恢复，忍不住放声大哭。为那些深陷非人的暗黑生活的一百多姐妹们。

文章写出后，太过“犀利”“惊心”，果然无法在日报发表。于是由徐宁坐车到南京，把这份手稿交给了一位徐州走出的著名作家。1988年10月，《黑色漩涡》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志《雨花》第十期上刊发。

石破天惊。

在“黑色漩涡”中心的徐州，杂志脱销，传为爆款，全国四十多家报报刊转载，港台媒体、海外媒体群起关注。也因为这件事的曝光，徐州火车站令许多人闻之色变，不敢在这里转车。

文章还传递到中央，引发高层震怒。

也是这篇文章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简称“打拐办”。

发生在徐州的这起罪恶，是耸人听闻的；但更令人错愕的，恐怕是彼时媒体记者，竟拥有如此大的能量。

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用他们手中稚嫩的笔，将中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罪行的打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有关方面的角度看，这也是匪夷所思的。

这两个“揭黑”的记者，居然就是徐州本地的，还是堂堂《徐州日报》的正式记者。

时任徐州市委书记郑良玉勃然大怒。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徐州新闻界三件事：一是徐州电视台拍摄到县人大主任拒绝将自家狗拴起来，回答记者时口出狂言“群众算什么东西”；二是电视台做了一期“企业家话‘官倒’”，也就是让企业家们来评论，官员们利用权力“投机倒把”的丑闻；三就是这篇《黑色漩涡》。

你看看，当时的徐州记者，就是这么胆大包天，不仅发负能量，还接二连三打本地官家的脸，就连文章标题也是这样“耸人听闻”。

郑良玉直批《黑色漩涡》给徐州抹黑，而且在案件未终审时就公之于众，属于严重泄密。

接下来，唐东梅和徐宁的操作更令人目瞪口呆。

原来，他们对“批评”不服，居然找到郑良玉住宿的招待所（现在的徐州花园宾馆），上门“当面交流”去了。

人不在，服务员就让他们留了一张纸条，预约再见。

第二天，市委宣传部打电话给报社总编，郑良玉主动约了两位记者，于当天下午，在宣传部会议室相见。

没有想象中，权力一方对记者的训话。

相反，各不相让，开始了一场激烈辩论。

最终，反倒是郑良玉的一句谦语落了“下风”：这只是他自己的看法，并不代表市委的决定。

说好的半小时对话，扯了两个小时后，书记也未能“说服”记者。会议桌上，两个年轻人还放了一个小录音机，所有谈话悉数录于其中。

回去后，市委电话来了。大概是担心录音外泄不妥。市委还转达说，书记非常生气，骂了一句：

你俩是无赖记者。

怎么不是无赖呢？吃着《徐州日报》的饭，砸着徐州的锅。书记赏脸请你们对话，你们不识抬举，还把书记驳得下不了台，还录音走人了，气得书记也只能吹胡子瞪眼。

为了这盒录音带，双方纠缠一个多星期。

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但结果是：

还是没缴出去。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有关方面与两位记者的“对阵”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另一路人马前往南京，与《雨花》编辑部交涉，声称要买光那一期刊载《黑色漩涡》的杂志。

当时的杂志主编叶至诚（叶圣陶的次子），一句话硬怼回去：

“你们买得完吗？只要有纸，我们会不停地印！”

两个“无赖记者”自黑徐州的惊天大事，竟就这样不了了之。

公号《码头青年》文章说，此事中徐宁父亲也起了些作用。他请唐冬梅吃饭，说如果在报社呆不下去，就到他那里来。

也因为徐宁父亲的缘故，唐东梅依然做副刊编辑，徐宁继续在采访部做记者。不过，某些小鬼对她的嫉恨并没有消除。数年后，她被调离了副刊，去了养老的新闻研究室。

她的名字禁止在报纸上出现，不能采访和接受采访。

要说的是，那位与记者对辩，最终“输了阵仗”的市委书记郑良玉，也是一位开明官员。“黑色漩涡”风波两年后，他就调往深圳，做了深圳市长。

在以往的诸多访谈中，不难看到郑良玉的开放思想。

就在1987年12月，他接受记者采访，公然谈论欢迎舆论监督：

所谓舆论监督，就是支持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给予批评，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好了，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按说我是最应该不喜欢批评的，因为我是这里的市委书记，只要一批评到徐州，第一个挨板子的应当是我，然而，我们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有了缺点和错误，人民群众给我们指出来了，我们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因素，和我们一道取客服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又继续前进了，从大的方面来说，“黑”也抹掉了，不光彩变成光彩了，事业兴旺发达了，有何不好？

1992年，小平南方之行，郑良玉也是全程陪同人员之一。

在深圳时，他领导并参与了一系列与证券市场相关的改革。1998年，从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退休，他选择回到深圳这座创新之城。2012年，退休的他在家中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仍谈到对改革的期许：

要把群众接受不接受、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价改革的标尺。

他说了很多大实话：

我觉得改革要上下结合，国家可以搞顶层设计，但同时要把群众普遍诉求的一些问题，作为改革的切入点，作为改革的选题。比如，公平正义，不能以稳定为借口，回避绕开实质性改革，这是改革中要不得的。

他还说了很多犀利大胆的关于改革的言论，不方便引用就不多说了。

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郑良玉这样开明的官员，在当时并非少数。

比如，仅仅在徐州，就有1988年批示“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罪行的时任市长许仲林；有1990年出任市委书记、被称为实干家、成为《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原型的李仰珍，2012年病逝后，有人去其家中，发现家徒四壁，其清廉令人动容……

如今30多年过去，回顾当年徐州“揭黑”往事，唐冬梅依然感慨不已：那是八十年代最好的时期，是那个宽松的时代给了我们勇敢，面对权力，我们没有认输。

今天，唐冬梅的回忆，和她那篇报告文学传为爆款，在网络上刷屏了。

我想人们不仅是探寻“人口拐卖”的黑恶根源，也是在为当年他们“挖黑”的勇气点赞，在为这个“说真话说人话”的故事本身点赞。在这个故事中，人们看到记者敢说话、杂志总编敢说不，对话的官员也在说真话说人话，正因为有了后者的风度和自我约束，才能有前者铁笔担道义的御剑飞扬。

从始至终，记者不谦卑，权力不倨傲，正是在这样看似针锋相对，却相对有礼有节的“掰手腕”中，人们读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物质财富远不及今天富足、且问题频仍的年代，勇气和热血、理想主义能够充盈在很多人心中。

今天，适逢“丰县八孩妈妈”再度震动舆论，两相对照，看看某些日报干净的版面和某些官员自说自话的恬然，试问诸君的表现可以赶上前辈的脚后跟吗？为什么当年黑恶惊人的“黑色漩涡”大案，最终让人们收获的是振奋和信心，而今天只是围绕一个铁链女的“权威通报”，却多了焦虑与愤怒交织的一地鸡毛？

特别是，当某些微博大v还大谈“小花梅”拐到徐州，是从贫困地区到较富裕地区是“福报”；当某文艺工作者说羡慕“八孩妈妈”有八个孩子，至今还有性生活；当某日报高级记者说是他们的集体沉默等来了“事件的转机”；当某大作家说“没有买卖人口村子就消亡了”云云，不禁怀疑今天某些发声者究竟是不是个活物？

往事已逝，但闪光的背影不曾熄灭，反倒在“碎片化阅读”的浮躁洪流中被人们重新翻启，捧若明灯——究竟什么可以被时代真正记录，什么将被时代的车轮碾为齑粉，我想我们已经看到答案了。

希望我们把掌声献给他们。献给从当年到今天，所有努力说真话、人话，捍卫常识与文明的唐东梅们。

大道不孤，德必有邻。穿过黑夜的时代的手，终将抚摸每个高尚的灵魂。

作者：酌月